編者按：上世紀1960年代，中國與前蘇聯關係急劇惡化，特別是1969年珍寶島衝突後，北京認為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遠比美國更為迫切。緊接下來的1970年代，中美關係戲劇性改善，可說是冷戰期間的一次重大外交突破。雙方在共同利益驅使下，選擇放下意識形態對抗，開啟對話與合作。這一模式不僅改變了全球政治格局，也為美、中兩國的務實外交創造了條件。作者林非就是按著這段歷史的脈絡，觀察美中之間出現的質變。
從1月20日至今不足一個月，美國政治的大變動已經顯露。且不論美國本土各界如何惶恐或驚訝，在北京，人們則靜靜地觀察和思考著這一動蕩將持續多久、將在何種程度上改變美國政治、全球政治以及中美關係。
其中，最令他們困惑的是，一方面特朗普似乎幾次向中國伸出了橄欖枝，另一方面美國新政府釋放的一系列信號卻是矛盾的、對抗性的、也更激進。或許，這才是中國領導人婉拒特朗普發起首腦通話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仍然在評估美國總統和他的政策傾向、評估美國的政治風暴到底意味著甚麼。
在美國特朗普總統上台前後的一個月裡，在中美關係面臨顯而易見的巨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中美雙方內部卻先後發生了一些驚人的發展，暗示著中美對抗性關係發展的同時正在出現某種趨同性。
在中國一邊，農歷新年前夕，杭州一家原先從事量化投資的公司推出了Deep Seek大模型，以各種方式充分利用了美國OpenAI的數據和世界範圍的一些開源資料，並且因為具備了突破性的推理能力，相當於大幅提高了AI大模型的智商 ，而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用戶，也贏得世界範圍的好評。
幾乎與1957年的美、蘇競爭氣氛毫無分別
一時間，DeepSeek的問世被稱作中美AI競賽中的Sputnik時刻，堪比冷戰初期蘇聯領先發射了人造衛星。美國政界和業界都在一片震驚中檢討，既有美國對中國的芯片禁運是否存在漏洞的問題，也有美國AI界的創新落後問題等等。而中國央視在春晚節目中的人形機器人表演，雖然技術上毫無新意，卻再一次點燃了中國公眾對AI的自豪感。如此情形，幾乎與1957年的美、蘇競爭氣氛毫無分別。
在另一邊的美國，特朗普上台後展開了一系列密集行動的自我改革，企業家馬斯克則領導著一個六人效率小組進駐財政部。DOGE（政府效率部縮寫）正在以反腐敗的名義對聯邦政府的部門一個一個進行大清洗。
中美之間競爭模式徹底改變
在科技競賽和制度競爭的意義上，2025年初的情形似乎表明，中美雙方儼然已經超越了此前基於威權和民主、封閉與開放的競爭模式，正在關鍵領域實現了某種趨同，像極了美蘇高潮之際出現的「趨同」。
那是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的冷戰緩和。在雙方經歷了戰後二十餘年的軍備競賽和制度競爭後，雙方都意識到對方都有能力互相毀滅對方無數遍，而且大資本的發展越來越趨向集中，美國經濟學家們忽然發現國民經濟事實上進入了計劃經濟，與蘇聯的計劃經濟甚至與同時在智利開始試驗的經濟控制論實踐並無多大差別。
1970年代中、美意識形態走向同質化
更重要的，在美國經過了1968「五月風暴」、蘇聯鎮壓了1968布拉格之春後，雙方都意識到了相互間的共識和依賴遠遠大於分歧和對抗，那就是對內部的鎮壓，以維護大資產階級的穩定。這是1970年代冷戰緩和的初衷，軍備競賽和制度競爭反倒變得無足輕重，並且趨向超越意識形態的同質化。這才是美國願意與中國媾和以便從越南戰場抽身、然後與蘇聯達成緩和的歷史背景。
在今天，我們仿佛看到了相似的歷史一幕，且更真切。也就是，一個新冷戰時代的趨同正在展開，民主與威權正在互相穿透和改變，科技競爭也成為制度競爭和軍備競賽的前沿。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能夠發現，不久前因為TikTok的禁令在中國社交媒體小紅書上發生的中美兩國網民的遭遇性會師，猶如田忌賽馬一般的錯位，已經喻示著其後DeepSeek時刻的到來；也可以真正理解馬斯克（Elon Mask）對美國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改變。
數字權貴階層要掌控全世界？
當然，將美國今天發生的自我改革比喻做1960年代的中國文革或者21世紀的「自我革命」都是過於簡單了，以為訴諸所謂歷史常識就能理解當下。如果考慮到中國AI和互聯網大佬，考慮到中國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對特朗普和馬斯克的崇拜，考慮到馬斯克背後的矽谷大佬們，不難發現，中美兩國確實面臨著一個相似也不同的情形，一個相同現實卻不同態度的危險，當過去幾年國際社會還在批評中國的數字極權主義發展時，大概想不到，很快，美國矽谷主導的數字極權主義已經奪取權力，而且試圖奪取全球政治的主導權，建立一個世界範圍的數字集權模式。
換言之，我們今天在中美趨同的趨勢上看到的，已經大大超越此前新自由主義時代華爾街代表的金融資本對民族國家的超越和控制，而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2.0版：一個特異性發展的數字資本階級正在彌補全球化的失敗，而對民主的顛覆和對國家權力的僭取，進而控制全世界。
中國對數字資本階級態度開始轉變
從這個角度，人們才可能真正理解中美關係的趨同和衝突及其複雜性。也就是說，從早前中共對馬雲代表的新資本力量的打壓和同時對馬斯克的逢迎來看，中國的統治集團一方面害怕被新興的數字資本階級連同新興中產階級對專制的挑戰、要求分享權力，而用了超過十年的時間和各種手段限制、污名化他們，打壓他們在文化、社會和政治等領域的表達。
另一方面，當他們逐漸意識到在美國的數字資本階級可能影響甚至奪取政權後，便不惜以各種統戰、收買方式將他們變為代理人，將中美競爭的未來也是中共政權的未來與這一階級在美國和世界的擴張緊密互相協助、互相策應，試圖借他們之手獲取最大利益。
中共最終難以跟數字資本階層分享權力
當然，如同二戰前斯大林與軸心同盟的合作與背離，對在內部發展數字極權主義卻警惕數字資本的中共來說，他們對美國代表的全球數字主義同樣抱著既想合作又害怕的心態，擔心被這個更為強大的全球數字資本階級所吞噬。對他們來說，掌握絕對的權力才是重要的，因而很難與數字資本階級建立起真正的同盟關係。
也因此，人們或許才能真正理解中美關係的趨同與競爭。他們正在往相同的數字極權反向發展，卻因為不同的政黨—資本關係而採取了不同的奪權道路，甚至在對世界影響方面也存在差異：中國似乎更偏重對亞非拉等低數字化國家輸出數字威權模式，而美方則在於那些成熟的民主國家。這種區別恰恰酷似冷戰時期蘇聯和中國的共運範圍劃分。
而今，新冷戰的意義，或許在於中美數字極權的趨同和共治。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全新卻陳腐的全球政治版圖的重新劃分，也是一個所謂數字殖民主義的全球新秩序。
-林非（自由撰稿人）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