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執政者將眼前香港的經濟疲弱，說成是轉型期必經之痛。不過，所謂轉型，若等於全面貫徹當局的發展大計，香港經濟便脫胎換骨，發光發熱，除了是異想天開，更是孤注一擲，處理不好，香港將走上歪路，步向衰頹。
面對不景氣，特區當局理該盡快恢復自由和人權的體制，做好營商環境，以挽留人才及外國投資者，保住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的地位。現實恰恰卻相反，嚴刑峻法依然，並且與大陸的制度日漸靠近，而《國安法》震懾香港更成日常。
當局有恃無恐，是把希望寄托於未來，即通過與大陸的緊密結合，重塑香港經濟的模式。一是大規模的地域開發以推動經濟，包括在北部邊境區的都會計劃，匯聚兩地的人才、企業和科研力量。二是中港科研及企業合力推動創科投資，謀求在前沿領域有所突破，支撐高增值企業發展，使香港經濟走上由北京主導的新台階。成功的話，香港不但轉危為機，其繁榮由北京一手促成，不必依靠法治制度與歐美國家相近，換取外國投資者的歡心。
「北都會」發展違反經濟原則 公共政策或變私相授受
不過，夢想成真的機會不大。這些措施違反經濟規律，只求加強供應面，脫離實際需求，也欠缺成本效益的具體計算。例如北部都會計劃，數十萬個住宅單位，遠超實際需要，而數千億元的發展成本，更令政府陷入財赤危機。特別在經濟長期放緩之際推出，對地產市道及賣地收入都有如落井下石，過去這裏早已論及，不贅了。
更甚的是，政府欠缺財力，早該韜光養晦擱置計劃，但中央硬要計劃上馬，竟然祭出「愛國」大旗，勉強發展商及企業家出錢出力，參與投資，以示「愛國」之心。此例一開，政府財政上可立於不敗之地，政治上更成則邀功，敗則諉過，但商人人在江湖無法說不，在「愛國」號召下，願意與否都要參加「俾面」派對，他們的私人財產原來是中央可以調動的資源。
還有問題是，商業決定變成政治表態，商人並非在商言商，北都會的發展也就違反經濟原則。倘若政府不會讓參與的商家吃虧，一是賤賣該區土地供地產商發展，或者日後特別關照他們，給予政策優惠（如專利事業牌照、批地、地契條款），補償過去的付出，那麼香港不僅是經濟失去理性，公共政策也變得私相授受，不公不正。
美國制裁措施阻礙香港創科投資研發
再如特區政府的創科投資，風險也頗高。兩年前，當局以620億公帑成立香港投資有限公司，主要投資於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公司，其中不少是大陸企業，部分更與大陸軍工企業有關。在此期間，美國宣布貿易禁運，嚴格限制先進半導體、量子資訊科技及人工智能科技賣給中國，禁止美商投資於這些敏感科技，並制裁或調查一批大陸公司，其中一些與特區政府的投資對象有關。
不過，香港會否因投資活動受到制裁牽連固然是問題，在多重圍困下，研究只能自力更生，政府引外資支持也相當困難，在港學者若參與研發，也要步步為營，以免被指向大陸提供違禁科技。相對於二千億財政赤字（包括發債），620億投資只屬細數，但研發難度因美國限制大幅提高，最後能否收回成本，政府至今不公開答案。但政府若有信心，何以不公開論據，若沒有，何故會浪費納稅人金錢，打無把握的仗？
配合北京國策 轉入被制裁國家陣營
地域發展和創科投資之外，當局近年呼籲商界到「一帶一路」，尤其是中東和東南亞尋找商機，但怎樣看也不見得會有甚麼石破天驚的開發機會。東盟十國過去十多年一直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貿易額1450億美元），但增幅不大，反而2023年出口至東盟較上年減少8%，從東盟進口減少12%，而東盟佔香港外商投資總額只有3.4%，因此首要目標是貿易及投資不倒退。再看中東，香港過去五年與中東貿易總額平均年增9.5%， 但總額也只及東盟的18%（266億美元）。若以東盟及中東為經濟增長跳板，根本不切實際。
在中俄友好關係無上限之際，兩地貿易總額達到二千億美元，香港當然是局中人，角色日漸重要。現時香港是俄羅斯的第六大亞洲投資者，同時是俄羅斯在亞洲的第四大投資地點，而俄羅斯在香港出口方面排第22位，也是是香港第四大黃金供應國。據多份美國官方及民間報告指出，俄羅斯通過香港迴避西方制裁，一些香港公司向當地運送半導體集成電路及其他軍民兩用產品，支持俄國侵略烏克蘭，抵觸美國對俄羅斯的禁運政策，因此惹起朝野關注，並要求華盛頓作出回應。
這些轉型大計，不論是高聲吶喊的還是只做不說的，都是配合北京國策，將香港整合於大陸之中，他日即使脫離歐美秩序，轉入中俄再加伊朗北韓陣營，也望保持昔日繁華。奈何客觀情勢不以主觀意志而轉移，《國安法》束縛下的香港，經濟走下坡難免，經濟轉型有欠天時地利人和，能不種下禍根，將香港推向深淵，於願足矣。
-杜耀明（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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